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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失灵背景下调解的价值回归 ——以在线调解为视角
作者:湾里区人民法院纪惠娜  发布时间:2020-12-30 15:11:42 打印 字号: | |

技术理性主义主导的是科学技术万能论,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持过度乐观主义态度,认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并运用技术去改造和利用自然界,以不断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自身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样就可以解决人类所遇到的许多问题。这种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主张依赖技术的应用和进步能解决人类面临所有社会问题的科学技术万能论,并没有考虑到科学技术自身所具有的自律性或者是人类的不当使用,给人类社会注入愈来愈多不安定因素,恰恰会使其成为控制人、操纵人、破坏生态平衡的外在异己力量。

当前,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要求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具体意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国各地法院大力提倡创新司法为民、便民举措,其中,在线调解这种信息化技术产物,成为一种定争止纷的方式,正被主动地或被动地所推崇。在线调解,作为一种新型调解方式,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下的产物,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在其推广运用的过程中,伴有技术失灵的若干现象。

一、失灵现象——以小见大:个案引发的思考

案一:

杨某诉陈某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工作人员联系到陈某后,陈某表示现人在外地,由于不方便去应诉特向法院申请在线调解。经工作人员询问后,杨某表示同意在线调解,但在调解前,当工作人员电话指导陈某进行终端设备操作时,由于陈某的手机设备技术不支持,陈某表示在线调解操作太麻烦,当即要求撤回在线调解申请。最终,在线调解并未实质性地启动。

案二:

熊某诉黄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考虑双方均不在本地,承办法官电话询问双方是否申请在线调解。不料,双方均表示不申请,双方均表示不申请在线调解,主要原因是对虚拟的网络调解平台不太了解,怕泄露个人信息,认为还是在法院法官主持下的现场调解更具可安全性和可接受性。

案三:

某物业公司因程某拖欠近三年的物业费,将程某起诉至法院。立案庭程序分流员在收到该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起诉材料后,电话联系程某,询问其是否同意由特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组织双方调解,程某当即表示不同意,理由是特邀调解员是非专业法官,不具备调解的法律专业素质,如果由非专业法官组织调解,则无法确保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与公平性。

案四:

某产业园诉某实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向该院提交诉前多元调解申请书,并申请在线调解。法院在做好在线调解排期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在确保设备运行良好、网络畅通的前提下,在线调解如期开始,但就在申请双方要对调解协议内容发表意见时,被申请人的视频对话框突然黑屏,声音也听不见,经过电话沟通平台运营维护人员,得到的回复是“网络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调解员只能电话联系被申请人,询问其是否同意调解协议内容,被申请人表示同意,且同意线上签章。

诚然,运用在线音、视频调解,能降低群众来回跑路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费用,最大程度地确保群众以最小的诉讼成本快速解决矛盾纠纷,提高工作效率,体现司法便民、利民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但不得不正视当前在线调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在线调解平台使用率不高的窘境。正如以上四个案例,以小见大,揭露出法院在推行在线调解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困境。不得不引发人深思:在线调解适用率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二、失灵成因:内因和外因共同催化的结果

(一)内因:当事人及法官(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维度

1. 当事人主观选择适用的积极性不高

在线调解,与传统的调解模式相比,主要依赖于互联网、大数据及信息化技术手段。这种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调解,要求当事人对网络操作及专业性术语等有所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择在线调解的人群范围。此外,在线实时在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通过程序员引导进行操作,除了对这一操作程序繁琐产生排斥外,多数当事人对在线调解平台中相关信息的采集、数据的整理可能使个人信息面临被泄露的风险有所顾虑,这种对新科技产物不信任的内心抵触,加剧了当事人拒绝适用在线调解的情绪。加之,在各地法院为拓宽调解社会力量参与多元解纷,选聘大量的特邀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这些调解员大多数不具备法律专业素质,出于对特邀调解员法律专业水平的不信任,对在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产生质疑,成为当事人选择适用的主观障碍。

2. 法官(特邀调解员)引导适用的主动性不强

各地法院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线调解随着信息化应运而生,在法官或特邀调解员眼中,是新生事物,特别是有着丰富审判、调解经验的资深法官,确实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水平、掌握较好的调解技巧,但是在日常审判工作已过繁重的实现下,疲于提升自身信息化运用和操作水平,内心排斥这一“法院+科技”之产物。此外,出于审慎适用等多方面考虑,法官(特邀调解员)在引导当事人使用线上操作花费很多精力、时间,有些法官即使为了完成在线调解的相关指标,线上处理的案件还须线下重新走完全部流程,在线调解已然成为应付、制造数据的负担。基于上述各方面考量,法官(特邀调解员)内心自然更趋向更为娴熟的传统线下调解方式。

3. 特邀调解组织倡导适用的积极性不强

目前,一方面,大多数特邀调解组织由于不具备在线调解的设备设施条件和信息技术手段,一般选择派员到法院借用在线调解设备设施进行调解。基于经费考虑,不明文地灌输内部特邀调解员适用电话调解、联系当事人现场调解等方式化解纠纷,这无形中加大了推动适用在线调解方式的阻力和难度。另一方面,特邀调解组织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出于审慎适用考虑,其派员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在无法确信其合法性的情况下,会先于法官进行沟通,在确信其合法性后,再让当事人在达成的调解协议上签字或捺印。因此,内部调解员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也是特邀调解组织对在线调解这一新生调解方式望而却步的诱因。

(二)外因:外部支持、制度保障、技术支撑维度

1. 平台技术支撑不足

目前,我国在线调解平台的智能性主要体现在调解程序引导、联系调解员、分流案件、文书上传、在线签字(章)等方面,申请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实现在手机端的在线调解,虽然给线上调解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却多为一些相对简单的辅助性工作,智能性不强。比如,当事人在手机端安装后的“某某云会议”后,当事人通过人员引导进入云会议室调解。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同时,要有在场的书记员手动录入笔录信息,而不具备语音识别、自动生成等辅助功同步生成调解笔录,甚至在实践中有可能是线上调解,而线下补录相关文书。此外,由于各地法院采用的程序不同,司法确认程序的线上申请功能模块,并不是统一都具备。因此,要提升在线调解工作效率,整合优化技术指标、强化技术功能势在必行。

2. 政策和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有关在线调解的相关规定较少且不完善,规范效力层级较低,涉及在线调解规则或规范的更是凤毛麟角。以国家层面为例,有关在线调解的规定只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改革纲要》和《多元解纷改革意见》中,但这两个文件是司法文件,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以地方层面为例,各地相应出台了对“在线调解”的专门规定,但只是省级法院的内部工作规定,不具备规范效力。各地“在线调解”的专门规定,虽填补了在线调解有关的概念、原则、适用范围、权利义务、调解流程、监督管理等方面规定的空白,但具体规定仍有待细化,有必要出台实施细则或解释以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且某些规则某些规定的实践操作性不强。

3. 在线调解动力不足

各地法院普遍存在外部动力不足这一缺陷。外部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法院与系统外单位之间、法院之间尚未建立协同机制,或已经建立了但尚未健全;地方党委政府对在线调解平台建设的重视不够、保障机制不健全、人财物等投入不足,特别是有关人工智能建设的保障机制欠缺,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在线调解工作的发展。

三、理性回归:从八方面做到在线调解机制实效化

(一)考核与激励并驾齐驱

法官(特邀调解员)作为多元解纷工作的实践者,应当从主观上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积极引导当事人申请在线调解,重视矛盾纠纷在线化解工作的开展。各地应建立健全在线调解的引导和激励机制,将在线音、视频调解工作纳入当地审执工作绩效考核体系,规范建立特邀调解员绩效考核机制,切实发挥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倒逼法官(特邀调解员)思想上重视起来,强化提高在线调解适用率的重要性。有惩有奖,通过奖励机制从正面提高调解员适用在线调解的积极性。

(二)整合与优化良性互动

整合现有在线调解所运用的各种系统程序功能,进一步优化功能模块,推进在线调解平台建设,以技术提升助力在线调解工作发展,实现集申请调解、流程查询、证据交换、调解员调解、文书制作(或生成)、调解卷宗、申请司法确认等功能为一体的“一站式”线上调解。以法院在线调解为例,将在线调解纳入在智慧法院建设中,推进各地法院在线调解的人工智能化。

(三)推动与规范司法确认

进一步推动诉调对接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同时,突出推动司法确认实务层面规范化的重要性,明确司法确认调解协议不予受理的范围,规范申请、审查、确认工作流程,形成体现法院自身特色的司法确认实务操作规则。针对经特邀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组织争议双方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予以审查,使符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法定条件的协议具有司法效力。

(四)吸纳与培训双管齐下

吸纳更多热心调解工作的文化素养高、群众威望足的人员,特别是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才,扩充到调解员队伍中,提高在线调解的成功率。同时,加大对调解员法律业务知识的培训,分别对争议解决方式、调解技巧、调解程序、调解文书制作等开展定期培训,适时开展案例演练等方式,提升调解员的整体调解水平,让具有法律效力的专业调解发挥出最大效能。

(五)支持与投入加大力度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人大等部门支持,加大对在线调解平台建设的投入、保障。有些法院可能已经争取到当地党委、政府对建设多元解纷机制相应的经费保障,但仍应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强化党委主导下的多方联动组织保障。其次,要加强与其他法院、单位的协同,实现数据共享、资源共用、纠纷共解,将在线音、视频调解工作纳入当地综治评估体系。法庭的“两个一站式”建设一直是薄弱环节,大多数法庭甚至在线调解设施、设备配备都未配备。  

(六)宣传与教育齐头并进

进一步加强在线调解的推广宣传力度,借助报纸、电视台、网络等媒体多种渠道,通过进村进社区进企业宣传等不同方式宣传在线调解制度的重要性,正确引导当事人进行在线调解,申请司法确认。通过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在线调解的现实意义、法律意义,充分认识到在线调解的司法公信力,提升在线调解的可接受度,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在线调解的积极性。

(七)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

在线调解平台的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机调解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调解对人的因素要求较高,无论是调解技巧的运用,还是常情常理的感化,调解员远比机器更具人文性。因此,即便是开发、探索强人工智能在线上调解中的运用,也不能忽略了调解员的作用。在引入和完善强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加强调解队伍的职业化建设,着力培养深谙常情常理、精通法理与法律法规又熟悉计算机软件技术的调解员,形成专业化的调解员队伍,实现“人工”与“人工智能”的协同效应,确保线上纠纷快速有效地解决。

(八)完善立法与操作规则

省级法院或者有条件的设区的市级法院可自行制定有关规则。法院可联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信访部门等)、社会团体(工会、妇联等)、企业组织(互联网企业、保险公司等)等单位和机构共同制定在线调解、在线诉调对接等工作规则,进一步形成纠纷解决合力,促进制度的规范化、精细化。法院须积极争取党委、政府、人大等支持积极参与并推动在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地方性立法。


 
责任编辑:刘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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